透过庭审细节看香港法治

 

    今年7月，作为浙江省十五名赴港培训青年律师之一，我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培训与交流。时间虽有些短暂，香港的法治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香港法治的外延太大，难以面面俱到，为更加直观，姑且择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庭审略述一二。

    香港的法院设置比较完备，由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土地审裁处、裁判法院、死因裁判法庭、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和淫亵物品审裁处组成。高等法院几乎系大陆律师赴港交流的必经之地，位于香港金钟道38号，与金钟道政府合署办公大楼相邻。

    高等法院包括原讼法庭以及上诉法庭。原讼法庭对民事、刑事、海事、破产、公司清盘、家事、领养、遗嘱认证以及精神健康等案件享有裁判权。原讼法庭现有32名法官。

   上诉法庭负责聆讯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移交的民事、刑事上诉案件以及土地审裁处的上诉案件，也可就其他等级较低法庭所提交的各种法律问题，作出裁决。上诉法庭现有11名法官。

   

    7月14日下午2点30分，我按照高等法院工作人员的指示，进入3楼第3号法庭，坐在左侧的公众席位上，旁听一起抢劫案的庭审。

    工作人员很细心，对当日开庭的案件列了个汇总，还专门用图表的形式绘了一份法庭平面图。对照着平面图，我对法庭各个席位上的人员进行了识别。坐在最左侧“高高在上”戴白色假发套、着黑色法袍的显然是法官(Judge)大人，他的左上方有一摄像头，从高等法院大厅一路上来均未发现此物。法官席的正前方，第一排是司法书记(Judicial Clerk)座位，司法书记两侧是证人(Witness)席和法庭传译(Court Interpreter)，此案的证人来自深圳，无法听懂英文，一美女非常娴熟地为他翻译；第二排是辩方大律师（Defence Counsel）和控方大律师席(Prosecution Counsel)，控辩双方并肩而坐，面朝法官；第三排是事务律师席(Solicitor)，并排坐着控辩双方的事务性律师；最后一排是被告(Accused)，他们和警察坐在3米高左右的栏杆内侧，与法官席相对；法官席两侧其中靠近法庭里侧的方位是陪审团(Jury)，靠近法庭入口的方位是记者席（Press）和公众席(Public Gallery)，记者席在前，有两排。

    从设置上看，这和内地法庭的设置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内地法庭法官也是“高高在上”，书记员席位也在法官席位的正下方，但原、被告或者是控辩双方却是在其两侧，更无事务律师与陪审团席位，也没有对记者席与公众席作出区分。

    对此，我的粗显理解为，开庭好比一个舞台剧，不同的诉讼参与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席位是扮演角色的符号性标志。香港原系英属殖民地，1997年回归后其法治仍沿袭英国法治，其法庭布局凸显了当事人主义模式，而大陆则体现了法官的依职权模式。

　 与内地法庭媒体录像经批准的制度不同，香港法庭不允许录像不允许照相，不过媒体可以随意进内旁听。

    高等法院的法庭给我的感觉是，庄重而威严，神圣而不神秘。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法庭内更是如此。工作人员提前告知了我们几个要做和不要做的事情。

    基本的法庭礼仪与内地基本相同。比如，关掉手机、勿饮食、不进行摄影、录像或录影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进入或离开法庭时，无论是诉讼参与人还是旁听人员，均应当向法官鞠躬，以表对法官、法庭的敬重，虽然法官完全可能在忙着聆听，无暇看到这一礼仪。

    为多了解香港的庭审，我在抢劫案庭审盘问证人的过程中暂时退出，前去4楼第6法庭旁听人身伤亡索赔的民事案件，实践了这一司法礼仪。

    我的理解为，对法官的鞠躬，不仅仅是法庭礼仪，而是高度法治化的一种彰显，也就是说，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法律也心存敬畏。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简·爱》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若有证人出庭作证，首先要做宣誓。证人到了法庭，会首先被问有无宗教信仰，若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则需要手捧《圣经》（证人席上有备）宣誓对自己所做的证词负责，否则，就只需保证自己所说的证词并无虚假即可。

    对于宣誓，我们在与香港著名华人律所何耀棣律师事务所交流时，也曾畅谈此问题。该所的合伙人徐奇鹏律师（注：徐律师也是香港律师会内地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介绍说，根据香港的刑事法律规定，在宣誓下做假证供，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罪成者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而且此种刑罚也会得到严格的执行。

    我特别注意到，在高等法院设有专门的宣誓处。可见，“宣誓”在香港法治中的作用有多么重要。香港刑法的严厉规定与严格的执法，使得此种法治下，宣誓得到了足够的认可。

 

    陪审团也是普通法系庭审中的一大特色。对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最严重的刑事案件，如谋杀、误杀、强奸、持械抢劫、复杂商业骗案和涉及大量毒品的案件，均由原讼法庭法官会同陪审员审讯。陪审团人数通常为7人，法官也可颁布组成9人的陪审团。对于民事案件，只有诽谤诉讼等极少数情形可以使用陪审团。

    在香港，凡是21岁以上65岁以下、精神健全、没有听觉或视觉障碍的居民，都会被列入陪审员名单。法律界人士事先已被豁免。

我所旁听的抢劫案的陪审团成员清一色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内地年岁居长的人民陪审员相比，的确反差很大。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这些陪审团的成员如何正确地作出决定呢？还是只是摆个花架子？

    为此，我很注意看7名陪审团的庭审表现。他们很有纪律性，或者说有良好的修养，香港的庭审基本上属于漫长的“马拉松式”，但这些陪审员都非常认真仔细地聆听审讯，不时地做笔记，象学堂里认真的大学生。他们的表现足以打90分以上了，但我的疑虑还是无法打消，他们能真正起到作用吗？对案件有多大的影响力？

    经过香港当地律师介绍，我才知道，他们的法官和陪审团是有明确分工的，法官决定法律问题和程序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陪审员的任务不是研读法律条文，而是在庭上聆听和观察“一切说话，并仔细观察证人的表现” 。

    我们知道，法律的判断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可见，陪审团对案件事实的决定有多么重要。

    对于这些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主宰”别人命运的陪审员而言，他们能做到公正于心吗？在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我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有一位社会人士，在被抽选为候选陪审员后，他表示自己要对强奸案回避，因为他的隔几代的祖上曾被侮辱和侵犯过。

    能够公正于心，我想，还是在于是否存有那颗敬畏法律的心吧。

 

    有意思的是，法庭上的两名劫匪（准确地讲，应该叫犯罪嫌疑人）做在栏杆后面，居然深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衣，笔挺有型，发型时髦，貌似公司职业白领。若不是事先看过法庭平面图，还真的难以将其与制造血腥暴力的劫匪联系到一起。

    这对内地的犯罪嫌疑人来说，能够穿着西装，剪个时髦的发型，总归是个相当奢侈的愿望。

   

  控辩大律师：雄辩与体力的较量

    非常巧合，在香港大律师公会遇到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的王漓（曾读过他的母校对他的专访《在香港做大律师》），他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2005年香港大学法律专业(LLB)毕业，2006年考取香港PCLL(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现于香港做大律师(barrister)。据他所说，barrister被称为工作期间心脏病发病率第三高的职业，工作压力很大。对此，我在高等法院的旁听中已窥一斑。

    我选择旁听的抢劫案属于重罪案件，香港的刑事重案的审理拖沓而冗长，属于漫长的“马拉松”式审理，再加上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很可能有证人不懂英语的情况，需要翻译，就更加拖延了庭审的时间。这个抢劫案审理了一个下午，只是盘问了一个证人，控辩双方的大律师不断的对其发问，第二个证人刚出场不久，就闭庭了，要第二天继续审理。

    大律师在向证人发问以及回答法官的问题时，都采用站立的姿势。整个庭审过程较长，看来要做大律师，没有足够的体力是万万不行的。其实，做事务律师，更是如此，在事务律师所在的律师行，除了大气漂亮的会客区外，就是堆满密密麻麻案卷的工作区了，可以毫不夸张地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

    的确有些惨不忍睹，每个人的案头，都堆满了小山似的案卷材料，连过道也仅容得下一人出入，若对向来人，必须暂隐至别处，犹如我们这个城市中的“单行线”。这样壮观而痛苦的景象，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档案室。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手边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归档的。

    做律师的辛苦，在内地也大抵如此，没有强壮的体魄，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繁重的工作，无力抱着案卷进法庭（有些法院没有电梯），无法保证开庭时精力充沛、思路活跃。

 

    无疑，香港的法治相比于内地要健全而完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无法照搬香港的做法。但对于那些可以汲取的精华之处，还是要善于拿来，为我所用。

    法治文明的建设需要敬畏法律之心和有执行力的法律，但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作为法治进程中的中国律师而言，同样肩负着这一重要使命与责任。

    正如一位长者在我执业之初所言，优秀的执业律师，需要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过人的智慧和情商，大气的执业风格，细致严谨的敬业精神，还需要一颗敬畏法律和追求正义的道德的心。此言与诸位共勉。（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赵寻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