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论坛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主讲人：寿剑刚  副厅长

    最近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还发了六号文件，提出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科技体系建设的愿景；核心就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的问题。我想就围绕“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两个主题展开，从宏观角度出发，让大家对科技创新有一个更好的把握。

    想要全面的讨论“科技创新”和“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改体制，不改行不行？第二，改什么？围绕目标体系我们还缺什么，需要补什么？第三，怎么改？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达到目标，完成任务。

    三个问题我着重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我想用三句话来表述，即时事所迫，阶段所致，问题所向。

    （一）时事所迫。所谓时事，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大背景，是即将面临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到来的时刻。我们身处革命的前沿、黎明，天马上就要亮了，天亮以后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好比大雨将至，我们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那么，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将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变化？

    回顾人类社会近现代以来5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其中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左右，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包括现在的医学都是这个世纪产生的。第二次革命是技术革命，我们称之为蒸汽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生产动力。同时也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使欧美诸国先后实现工业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第三次革命是电器革命，是以爱迪生为代表的电力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面貌的极大改观，人类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第四次是科学革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奠定了第五次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第五次技术革命是以信息、生物、材料、空间、海洋、能源为主导的高技术发展与应用。这次科技革命不仅将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将影响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

    这五次科技革命，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又即将到来。何以为据？首先，看技术革命，技术领域三大基础理论，包括物质的基本结构，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生命的本质和进化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说物质积累，前不久英国科学家在实验室发现可能是“上帝粒子”的物质；又如生命科学的理论，已经到了可能再生的阶段。而能源、信息、生物这些技术也正孕育着巨大的突破。无论在科学还是技术上这种突破性的发展，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即将到来。

    对于这次科技革命，有人把它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大大缩短。第四次科学革命，即相对论、量子力学为第五次技术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两者相隔了四五十年。这一轮的产业革命，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将不会那么久。第二个特点是技术转化为产业的速度越来越快。第三个特点是科学、技术、产业三个革命的深度交叉融合。产业革命不断对技术革命提出需求，技术革命不断对科学革命提出需求，反过来又推动技术的变革，产业的发展。历史上有过的五次革命，从未有过三种融合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这一次的产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变化将比前五次的革命更大更深刻。

    （二）阶段所致。阶段指经济发展的阶段，科技发展的阶段。首先，先说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我们只能靠创新来取得新一轮的发展。改革开放初，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很多，走到今天我们只剩下创新一条路。回顾先前，改革开放开始，带给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制度的红利，农村施行联产承包制，城市施行厂长经营制，这种体制只要稍稍改变，生产力就能大大提升。第二是市场的红利，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又叫短缺经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卖方的市场，做什么卖什么，市场不需要什么技术创新，只需引进技术。第三个红利是劳动力，中国劳动力充裕、便宜，先发国家纷纷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了一个制造大国。第四个是资源环境的红利，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煤铁矿资源充足，且当时的环境也较好。第五个是政策的红利，政府重视发展，有各种政策激励经济的发展。第六个是全球化的红利。连续十年两位数井喷式的经济增长，是入世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到了现阶段，制度红利在不断呼吁深化体制改革，环境因素已呈负值增长，劳动力的红利也出现企业招工难的现象，以往存在的红利优势已不复存在。所以，现阶段的状况势必要求我们要进行改革，去创新来寻求新的道路。

    企业靠创新去驱动发展的道路，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企业做创新比做其他东西钱来的更多更快，一个是如果企业不创新，就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对于企业来说，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一就可以做创新，反之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则不会去创新。实际上，创新是一条非常艰辛、困难及风险的道路。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技术创新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06年起我们的技术创新也进入到一个自主创新的阶段。我们利用的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把现成的东西拿来用，用先前探索的经验、技术。然而却忽略了后发劣势，主要体现在：第一，低端锁定。被别人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很难向高端升级。第二，路径依赖。模仿别人成功的路想要获得同样的成功，然而老路往往是走不通的。第三，资源环境的约束加重。先发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不受资源的约束，而如今变成一个全球性发展的背景，气候变暖，能源枯竭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中国13亿人口无法到达像美国那样的人均消耗量。第四，技术的封锁。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位居世界第二，各国感觉到危险，各种因素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再加上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把我们当成异类，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我创新。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技术发展阶段的转型需要好的体制来支撑阶段的转型。

    （三）问题所向。即按照我们的目标和任务，需建立怎样的制度，现在有哪些问题和麻烦来制约我们实现目标。第一个问题，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还未驱动。这个问题在先发国家不存在，他们的企业天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经济行为、投资行为。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创新使企业价值提升。”而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创新精神。   

    那为什么在我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由我们特殊的国情决定。现代企业在西方有着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我国是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起开始产生现代企业。1949年以前，整个民族工业都处于夹缝中生长的环境，没有一个正常的成长发育的条件。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从道理上讲计划经济不存在企业，企业在那时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由于之前的各种各样的红利存在，我们只需要模仿先发国家的科技，便能够发展。日本经济早三十年也是模仿，但他们能够突破创新，创造出适合他们自己发展的模式。而中国处于创新的瓶颈，还未能突破模仿。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创新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优质资源的配置没有向企业流动，倾斜，高端人才，创业精英都在往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及事业单位里涌。我省每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在全国三十多个省中排第二位，而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主要集中在院校。现阶段人才导向政府周围，主要是政府的福利无论养老等方面的福利最好。这样一种体制，形成一种壁垒，使得人才，资源的流向得到限制，无法向企业融入，创新资源无法向企业集群，企业的创新资源局限于自己，从而导致企业无法成为创新的主体。

    再一个问题是，科技和经济的结合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高端人才流向政府，无法向企业靠拢。新的科技，专利的产生无法真正合理地运动到经济上来带动经济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的公共科技资源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的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现象依然比较突出。第五个问题，科技人员的创新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被调动起来，人才辈出的体制还没形成。从教育上讲，我们培养的是考试机器，高校行政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几个问题中企业能否成为创新主体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够解决，后面的一系列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

    总体来说，为什么要深化体制改革，是因为时事所迫，阶段所致，问题所向。所以我们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来实现经济的转型，来实现创新国家和科技强国的使命，来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寿剑刚同志在我院举办的嘉兴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培训班上的讲课摘要，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